“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师直召开军人大会，由新四号（原四号已升调铜仁军分区，现四号是由七号晋升的）作动员报告。

    新四号有丰富的组织和开展运动的经验，报告作得有声有色，慷慨激昂。他从全国讲到本省c本地区c本部队，有理论，有实际。譬如，他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后勤某干部有严重的贪污问题，却拒不交代，态度恶劣。讲到这里，他厉声发问：“来了没有？”一个倒霉蛋子灰溜溜地站了起来。新四号大喝一声：“押起来！”于是，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威严地走过去，把那个干部押出会场。全场肃然c寂然，却能听见他们三个人“嚓嚓”的脚步声，气氛凛冽c森然，令人不寒而栗！（我估计，这不会是首长的临场发挥，很可能是预先研究好的，以强化运动的震慑力。）大会后，哪个单位c哪个部门还敢怠慢？“三反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机要科属于清水衙门，但也要作深刻的检查。于是，拿公家的信纸c信封写私信，算贪污；丢弃的铅笔头长了点，算浪费鸡毛蒜皮的事儿也检讨得不亦乐乎！那些搞后勤c搞财务的人可就苦了：今天挖出一只老虎，明天挖出一条害虫，被斗得稀里哗啦！而我们机要科却过得轻松愉快：“咱们不在河边走，所以不湿鞋。”

    在一些重点部门开始进行搜查活动时，我想起了我裤子口袋里的“负担”——那4块银元。如果搜查出来，怎么解释？往姚素头上推？人家是好意，硬要塞几块钱给我用，坑害人家，于心不忍。自己承担下来？说假话害自己，也没有这个必要。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想到一个办法：在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来到大桥上，左右看看，没人注意，就把那4块银元丢到了风景如画的舞阳河里。我一面丢，一面在心里默默地说：饶曙，对不起了，我不能替你保管了。那4块银元如今可能还埋葬在深深的舞阳河里，永无见天日之时！

    丢掉4块银元后，我一身轻松：没了包袱，可以轻装投入“三反运动”了。

    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当科里的同志都吃完饭起身离开，只剩下我和一位副连级老机要员时，我俩还在边吃边扯闲话。当扯到两个起义过来的报务员时，我说：“我是和他俩一起从军区调来的，那两个人以前很调皮的，现在变老实了。”副连级机要员突然脸色一变：“哼，在共产党领导下，不老实能行吗？”说罢，气呼呼地站起来走了。我一惊：什么意思？似乎在发我的脾气。我怎么啦？

    第二天，赵科长找我个别谈话，问我：“你有个同学，叫戈雨全，在教导队，是吗？”我说：“是呀。”“他检举你的家庭问题。譬如说，你全家加入了耶稣教，你没有交代。”我说：“我家没有人加入耶稣教呀！”（这确实是真的，家里的确没有人加入耶稣教）赵科长摆摆手：“算了，反正省军区已经批了，决定你离开机要部门。你住到招待所去吧，等候重新分配工作。”我想辩解，但心中有愧，不敢争辩，觉得是不是加入过耶稣教，恐怕不是主要问题，可能是那个“少将副师长”的问题在作怪。但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把我“清”出机要部门的，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建国后人才多了，机要部门把人员的政治条件提高了，拿新标准一衡量，我又不够格了。正好戈雨全的揭发材料到了，组织上也就顺水推舟地把我给“清”出去了，因为此后在家庭问题上我就没再遇到过什么麻烦，说明我的交代并不存在什么大问题。

    这时，赵科长看了看我，又说：“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机要工作不做了，还可以做其他工作嘛。譬如说，最近海军c空军都要来招人，你还是会有前途的。”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相片交给我，“给你留作纪念吧。”

    关于省军区已批准一事，我回想起前几天我译到过这样一份电报：开头第一行字是“科股长亲译”严守纪律的我立即停止翻译，把它交给了赵科长。现在想想，那份电报很可能就是说的关于我的事情。

    六十年过去了，赵科长的那张相片至今仍夹在我的老照片簿里。

    我感激赵科长对我的教育c培养c影响和关怀；直到最后，我被“清”出机要部门时，他也没有歧视我，而是继续鼓励我。特别是几天后在一个关键时刻，他亲自出面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到。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对着那张照片遐想：赵科长，几十年没见面了，不知您现在好吗？

    就这样，我离开了我热爱的机要工作岗位，住到了招待所里，等待分配新的工作。

    人到了招待所，心却悬在半空中，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有一种“无依无靠，前途渺茫”的感觉，不知今后会漂流到哪里去？我这个既无远虑c又无近忧的懵懂子也开始懂得了点“忧虑”了。不过还是没怎么太上心，觉得党总会给我一条出路的，那就等着重新分配工作吧。只要给了我新的工作，我再好好干，一定还能做出成绩来的。这样一想，心里也就坦然了，照样没心没肺地吃得饱c睡得着。

    赵科长说的那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那是一次师直排以上干部大会，听师首长作大报告。我一面听，一面在笔记本上记录。这时，我隐隐觉得左侧有人在注视我。我没去和他目光对视，像我这样太年轻的干部（因为有干部服作标志），常常会在公共场所引起一些人的注目，所以我也就没介意。

    中间休息时，一个军人走到我面前，问道：“你是童心吗？”我抬头一看，哟，是戈雨全，我学时的同学，而且是玩得相当好的同学。他大概大我四五岁，高我一个年级，在学生中是个领袖人物。学生中闹派性，他是其中一派的头头，并把我拉到了他们那一边，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好。

    在各叙别情中，我知道了他在江西刚解放时就参军了，进步很快，现在已经是师教导队的排长了。我也如实地谈了我参军后的情况。他邀我到教导队去玩，我去过几次，两人相处得很融洽，谈得很高兴。但我没有邀他去分区司令部玩，因为机要科不让外人进，邀他去玩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误会。

    对他的揭发，我感到意外：好朋友嘛，怎么背后来这么一手？心里又有点不服：我全家什么时候加入了耶稣教？瞎说。他在学校时从来没上我家来过，对我家并不了解，可能只是听到一些传说就捕风捉影了。住到招待所后，反正闲着没事，我就去找他。

    一见面，我就质问他：“我们全家什么时候加入了耶稣教？弄得我现在离开了机要部门。”他的目光有了片刻的慌乱，随即镇定下来，眉开眼笑地说：“哦，离开了机关？离开了机关好啊，机关工作没意思，发展前途不大，搞别的工作更好”他口若悬河，十分热情，说这说那，容不得我插嘴。到底还是我心中有愧：我没有填上父亲曾当过“少将副师长”，只填了他的最后最高职务“d行辕交通处长”（相当军级），估计他也检举揭发了这一条，只是赵科长没有说出来罢了。再说，人家检举揭发问题是响应党的号召，是不苟私情，是对革命负责，即使有些不实之处，只要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也不好去指责人家。反过来想想，这事儿我也有错误，我有投机取巧的心理，自作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的错误自己负责，不能去责怪人家。这么一想，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戈雨全又热情地邀我去照相馆合影留念。

    告别时他谆谆嘱咐我：“过几天来拿照片。调到哪里去了，一定要告诉我。要常来信，我们老同学要经常保持联系啊！”

    我点点头，说：“好，好。”心里却在说：我再也不会和你联系了。

    后来我调离贵州，远去北方，再也没给他去信。那张照片我也没去取，我不要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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