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给两个排级干部配备了一个通信员

    随着装备的改善，团一级也配备了电台。为此，分区派出了一个报务组，一个机要组（每组二人），到团里去建台。作为临时性的派出组，一切关系仍留在分区。科里派一个老机要员和我两人到团里去，由老机要员任组长。

    我们去的是一个主力团，所谓“主力团”，就是说，是全师三个团中打仗打得最好的一个团。

    那天，赵科长带我们一起去团里（报务组已先期到达）。为了赶便车，起了个早，吃早早饭。来到大灶厨房，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赵科长和我们一起在大灶吃早早饭。

    呀，今天的菜怎么特别好吃？香得很啊！仔细一品味，原来是油放得特别多。那时候吃油c吃肉少，嘴巴对油腥特敏感。头天晚上赵科长通知大灶厨房：明天机要科有三个人要吃早早饭赶便车，请大灶的炊事员早点做好三个人的早饭。由于赵科长平日里对下面的同志很谦和，能平等待人，炊事员们对赵科长的印象很好。他们听说是赵科长要来大灶吃早早饭，就在菜里多多地放油，把菜烧得油汪汪的，十分可口。

    那年头我们江西老俵有句俗话：“礼多人不怪，油多不坏菜。”在穷困的年代确实是如此；不像现在，为了健康，要限油c限盐c限肉c限糖那时候，油c肉c糖可是多多益善啊！

    那天，我吃得津津有味，菜好吃，饭也就吃得多，吃得饱饱的。

    吃完饭，登上一辆顺路的车子。那是一辆大卡车，军车，烧汽油的，比当年的木炭车进了一大步。是分区后勤到什么地方去拉货的车，所以是空的。那个年代，像赵科长这样的团级干部也没有车坐，到哪去都只能是搭便车，坐大卡车。汽油车马力大，在穿越丛山峻岭的公路上“呼呼”地上坡，灵活地下坡，风驰电掣，给人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令人兴奋不已；再也看不到手拿“三脚木”跳上跳下c像猴子一样灵活的副驾驶了。

    坐在空空荡荡的卡车里，又没有座位，我们就用双手扶着车身板，蹲在车里，任由汽车晃来晃去。不舒服吗？不，心里挺高兴，比背着背包徒步行军强多了！

    汽车开着开着，我忽然觉得有点不舒服。哪不舒服？也说不上来，心里怪怪的。忽然肚子里一个翻滚，吐出了许多饭菜。由于事先没料到，没作准备，吐在衣服c裤子上，搞得一塌糊涂。赵科长和机要组长赶紧过来搀扶我，用毛巾为我擦嘴c揩衣裤。赵科长问我：“怎么回事？是生病？还是晕车？”我说：“不知道。”他又问：“以前坐车吐过吗？”我说：“没有。”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和机要组长一左一右地扶着我。到团里后，赵科长就马上请团里给我安排房间，让我休息。

    对这次在汽车上呕吐，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我时候曾经多次坐汽车c火车c轮船c大木船，也曾经坐帆船在长江上航行多日，从未晕车晕船。这次怎么啦？我想，可能是早饭吃得太饱了，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谁知后来竟然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一上车，一闻到废气味儿，就恶心，就呕吐。这一生理现象顽固地持续着，后来曾经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

    野战团团部驻扎在黄平县城里。这座县城在贵州算是比较大的，有一条还像样的街，汉族c苗族杂居。苗民们都会说汉话（贵州方言），只是服装不同，风俗习惯有异。

    县城里只驻有团部和一个警通连，主力都到下乡剿匪去了。这是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老部队，打过百团大战c淮海战役c渡江战役等大战役c战斗无数次，久经战火考验，战功卓著。对我们的到来，团领导很重视，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工作c生活条件，还给我们配了个通信员，理由是为我们送电报；其实是来照顾我们的生活。电台离我们不远，团首长和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何需设专人送电报？团里对我们这个分区的派出组太客气了！团里除了一号——八号首长各有一个警卫员（兼通信员的活儿）外，团司令部c政治处c供给处各设一个通信员，再就是我们机要组有个通信员，这在团里自然是显得很特殊的。

    通信员忠于职守，打开水c扫地c送电报对我们像对首长一样照顾，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团部的条件比分区要差些，食堂是露天的，就在厨房旁边的土场子上吃饭。拿脸盆装菜，各部门都是围着菜盆蹲在地上吃。遇到雨天就各自找避雨处：厨房里，屋檐下随遇而安。

    第一餐饭，通信员领我们来到厨房。他把菜盆子伸过去，说了一声：“机要组，三个人。”打好菜，我们三人就蹲在地上吃饭。饭是用大木甑装着，摆在场地中央，随便盛，管饱。机要组长吃完饭后，把碗筷放在地上等我。我吃完饭，站起来要去洗碗时，机要组长拦住我，要我把碗筷放在地上。我不解：这是干什么？通信员很机灵，马上说：“你们走吧，我来洗。”机要组长拉起我就走。这使我更加不好意思，心里忐忑不安。我对机要组长说：“让通信员洗碗，不大好吧？”他很肯定地说：“没关系，派他来就是来照顾我们的，这是我们机要工作的特殊性。”

    此后就每餐吃完饭，放下碗筷就走，让通信员洗碗。对这个举动，我觉得实在难堪。但机要组长是我的领导，又是老机要员，党员，年纪比我大，军龄比我长，资格比我老，我不好跟他对着干，只得迁就他，跟着他跑。

    团部有两个食堂，一个是中灶食堂，团里的一号——八号首长在那里用餐；一个是大灶食堂，除团首长外，各股c处c室的干部c战士都在大灶食堂用餐，从营级干部到战士，都吃一样的伙食。人家营c连级干部都没有通信员服侍，都是自己洗碗，我们两个排级干部，又那么年轻，摆什么谱？我估计，那些天背后贬我们的人一定不少，只是我们听不到罢了。其实机要组长人还是蛮好的，工作负责，直爽，热情，对我也不错。他是北方人，在老区长大，大概从看见过根据地首长的派头，心里羡慕；现在有了点条件了，也就摆上一摆，过过瘾。这却苦了我，弄得我每餐吃饭时低着头，不敢看人。

    通信员很怕机要组长，在他面前规规矩矩；机要组长不在时，他就敢跟我捣蛋，说我是资产阶级。那年头不像现在，什么“资生活”c“资情调”，似乎还挺时髦；那时候说你是“资产阶级”，那是带贬意的，其含义是：“情调不健康”c“改造对象”

    在我们东侧住的是一位国民党军起义过来的团长，在野战团里当副团长。这个人个子不高，样子文弱，待人和气，像个白面书生。其实他的军事素养不错，团里分工他指导部队的训练工作。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他和我们住在同一层楼，看见我们时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却从来不进我们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是工作室兼卧室）。有一次，他的一个两岁的女孩独自一人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我们房间，他爱人发现了，就站在房门口反复拍手召唤她出来，就是不越雷池一步；看来是她的丈夫给她打过招呼。其他首长就无所谓了，进来就是。按机要工作的规定，首长只能看电报，不能接触密码，所以也不能进机要室。但这个规定没人敢执行：首长进来了，你敢叫他出去？在分区，赵科长都没执行这个规定，我们在团里自然也就照分区的样子办。团首长经常会进来坐坐谈谈，谈工作上的事，也扯扯闲话，甚至好奇地问及电台如何收发电报等等。我们也只好敷衍地回答。我们收到电报，也只给其他几位首长看，不送给那位起义的副团长。只有别的首长说：“这份电报也给副团长看看。”我们才会送过去。

    后来，团副政委交给我一份电报稿，要我发给分区，大意是说，副团长在我们团里，影响对（团参谋长）的任用，建议将副团长调离，另行分配工作。不久，副团长调到分区当副科长去了，参谋长马上被提拔起来当副团长兼参谋长。那时候领导班子的名额控制得很严，不像现在，可以搞一正几副，甚至一正十几副，可以搞照顾性安排。（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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