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要科的工作是繁忙c紧张的，别的科休息了，我们还在挑灯夜战，常常要干到深更半夜。年轻人消化能力强，半夜三更感到肚子饿了，就到外面去买零食吃。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副排级津贴是一个月万八千元（合新币元八角），比刚参军时的1千9百元高了许多。那时候物价便宜，这点钱似乎能买不少零食。贵州人能吃苦，就好像算准了我们这些加夜班的军人会出门来找吃的似的，司令部大门外那个吃食摊子，点着一盏昏黄的防风灯，天天晚上要守到半夜过后。我们常常是在摊子上买一大包花生大包橘子，带回办公室来几个人围着大吃一顿。吃完再算钱，大家平摊。现在流行所谓的aa制，其实60几年前我们就实行了。肚子饿了，平常也没什么好吃的，现在有橘子伴花生，一湿一干，一甜一香，那个味道呀，真好！好像以后就没再吃过那么好吃的零食。

    又从译电组调来一个青年，贵州本地人。他对当地情况熟悉，就自告奋勇带我们去吃绿豆粉丝。他介绍说，绿豆粉丝是当地特产，味道鲜美，最适合当夜餐了。

    于是，在一个半夜时分，由贵州籍青年带路，全股集体出动，浩浩荡荡地“长途奔袭”——离驻地稍远，大概有一里多路。走过漆黑的冷街，踏上没灯的长桥，跨过滔滔的大河，去到对岸的桥头。果然有几家店摊灯火闪烁，门前冒着热气。在这个山区镇里居然还有一座的“不夜城”，令人欣喜不已！

    老板看见一下子进来这么多军人顾客，不禁满脸堆笑，热情欢迎，殷勤地招呼就坐，风快地擦桌子。

    “每人来碗绿豆粉，少放辣椒多放油，味道弄好点。”贵州青年内行地吩咐着。老板诺诺应声。

    一会儿，每人面前就摆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绿豆粉丝：暗绿色的粉丝条，油亮的粉汤，撒上白绿相间的葱花，煞是诱人。尝上一口，嗯，味道不错，有特色。以前没吃过，甚至没见过，堪称是当地的一种特色食品。

    从这晚起，我们就经常光顾这家店。贵州青年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经纪人”，每次都由他出面安排，统一付账，回来再“aa”。

    老板对我们更是热情有加，声称优惠——加料。那样的穷地方，有几个人上馆子（姑且称之为“馆子”）？我们算是老主顾啦。

    这天晚上，我们又习惯地走进了那家店。老宾主啦，老板熟悉我们的口味，立即飞快地张罗，很快就给每人端上了一碗绿豆粉丝。所不同的是，这次多说了一句话：他把一碗绿豆粉丝往贵州青年的面前一放，轻声地说：“这碗是你的。”我立即听明白了：这是在特殊优惠那位贵州青年。拿现在的市场经济术语来说，是给“经纪人”的回扣。不过那个年代的“回扣”少得可怜，充其量不过是多给了半调羹猪油而已。

    下一个加班的晚上，贵州青年又带我们来到那家店。刚走到门口，一位机要员（北方人，一个老排级干部）突然愤愤地说：“我不在这家吃。”说罢，转身就走向另一家。大伙儿一愣，随即掩盖矛盾，都跟着他走进了另一家。

    还是像以前那样吃，还是边吃边说说话，但是气氛有点不大一样。大家心里也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贵州青年更是默默地低头吃粉丝，一言不发。

    从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进过那家可能给了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回扣”的店。

    那时候的部队呀，一清如水，心里容不得半点杂质。

    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赵股长也相应地晋升为机要科副科长。那天，办公室外有人敲门，我正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翻译电报，闻声站起来，打开办公室门。门口站着管理科的管理员。按照规定，非机要科人员不得踏进机要科的办公室。他显然懂得这个规矩，就站在门口说话。

    “赵科长在吗？”“不在。”“请你转告他，从今天起，请他到中灶食堂去吃饭。”“好的。”管理员通知到了就转身走了。我明白，我们的赵科长享受团级待遇了。中灶的伙食标准是大灶的一倍，当然会吃得好一些。

    一会儿，两位老机要员从外面进来，一个副连，一个正排。我马上向他们报喜：“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赵科长吃中灶了。”

    副连级机要员顶了我一句：“赵科长吃中灶，又不是你吃中灶，你高兴什么？”

    正排级机要员又接应了一句：“就是。”

    顶得我很不好意思。

    其实我并没有溜须拍马的意思，我只是为赵科长的晋升而高兴，因为我是他的崇拜者，拿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我是他的“粉丝”。我觉得他的性格非常好，举止风度c待人接物，不卑不亢，恰到好处，我不禁暗暗地向他学习，有意无意地模仿他。譬如说，赵科长安排科里的工作，从不疾言厉色，总是笑眯眯地c有条不紊地作安排，并能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既能通过解释坚持原则，又能从善如流改进工作，绝不固执己见。当我们翻译电报弄得太晚了，他就会问：“还有4a的电报没译吗？”（电报的等级：4a最急，a次之，ac1a更次之）如果说“没有”，他就会催促大家：“明天再干，回去睡觉。明天早晨不要出操了，晚点起床。”因为他跟各科的关系都很好，他让各科了解了机要工作的特殊性，使各科能支持和谅解我们。如果机要科的人没出早操，叫操的管理员从来不找麻烦。

    他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那天，他召集各党组长到他的房间里开会。党组长一般都是司令部里各科c股c室的老班排干部。他的住房就在我们办公室隔壁，一板之隔，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我感到他们那个汇报会开得很成功：赵科长轻言细语地启发大家谈情况c摆问题，各组长畅所欲言地汇报。赵科长还不时地插上一两句，或在某个组长汇报后作点评论，风趣c友好c幽默，引起一阵阵会意的笑声，使汇报会开得如沐春雨，如坐春风。

    开完会后，赵科长走进办公室，随口说道：“我特意买了包好烟散发，他们都很高兴，什么情况都谈了。”那个年代，军人们都只抽得起劣质烟，偶然能抽到一支好烟，自然是十分高兴。

    他和各科c股c室领导同志的关系也很融洽，经常有一些科c股长到他房里来坐坐c谈谈，谈工作，也谈私事。比肩而坐，一人一杯茶，一人一支烟，娓娓清谈；有时还悄悄耳语，不时发出“嘿嘿”的笑声。

    他对一些比他级别低的干部c战士也总是和颜悦色，不笑不开口；他走出去，总是不断地有人向他打招呼，对他都是很尊敬的，正如古人所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他也能很好地处理和领导的关系。譬如说，他陪六号到译电组来坐坐c谈谈。六号的口才极好，经历又丰富，爱言c能言c善言，天南海北地讲，古今中外地谈，使大家听得兴致勃勃，不禁对六号油然而生出一种景仰之情。赵科长总是坐在一旁微笑着，静静地听着。他是194年参军的老八路，他的肚子里能没有故事？他却从来不抢六号的风头。

    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原有文化程度，但是他写的钢笔字很漂亮：规范的行书，而又独具特色。爱屋及乌，我自然而然地就学起了他的字体。1957年我回乡探亲时，母亲批评我：“你现在写的是什么体？你以前学钱南园体，不是写得很好吗？怎么又变了？”赵科长的字写得再好，也不如大书法家钱南园先生啊，显然，我是学差了。可这是历代年轻人都有的“粉丝”心理，挡都挡不住啊！

    赵科长很少和我们谈他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只给我们讲过一点点，还是话引话引出来的。他说他做机要工作之前是在连里当排长。他说他如果不是调到机关来做机要工作，恐怕早就牺牲了。他谈过他当排长时的一次战斗：“突围时，鬼子在后面追。忽然，一个战士不会走路了，瘫在地上。我去拖他，怎么也拖不动，他的两条腿就像面条似的，站不起来。鬼子已经迫近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放弃他。我带着其他战士拼命地跑，终于突出了重围；那个战士却叫鬼子用刺刀给捅死了！看来人若是过度紧张，神经就会出问题，有脚都走不了路啊！对没能救出那个战士，我心里一直觉得不好受”

    仅此而已，他没有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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