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机要股工作后，和首长们的接触就多起来了：

    部队的首长编着号叫，从一号编到八号：

    一号（胡华居），分区司令员兼师长又兼政委，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人很瘦，个子中等，说一口四川方言。平时话不多，举止平静沉稳。他每天晚饭后要打一场篮球，球艺一般，默默地打球，打完就默默地提着衣服退场。那个风度举止，像个老知识分子。他起草的电报稿，语句通顺简洁，字写得不算好，但写得清楚，易于辨认。估计他原有的文化程度不高，是后来自学的。有一次，他作大报告，说到麦克阿瑟企图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朝鲜战争时，左一个“圣延节”，右一个“圣延节”全场数百名干部默默地听着，没人有一点反应。那时大家的心态：首长大都是穷苦出身，所以文化不高。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很强，念几个错别字不足为奇，没人把它当回事。后来的年轻人心态就不同了。我听南京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说，他们南京大学成立革委会时，南京军区一位首长到大会祝贺，讲话时照讲稿念，开头第一句就是：“我代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军区热烈祝贺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延生了！”全场哄然大笑！站在台角的秘书赶快走过去，对他轻声地说：“是诞生，不是延生。”不幸这一轻声耳语通过扩音器播向了全场。不料首长当即大声呵斥秘书：“什么‘诞生’c‘延生’的，不都是一样嘛！”把全场笑得一塌糊涂！

    事实上一号的工作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听说他最大的特点，一个是“稳”，一个是“沉着”。兵团首长很器重他，让他掌管分区的全局。听司令部的老同志说，当年战斗激烈时，他守在指挥部里用电话指挥战斗，几天几夜不合眼，喉咙都喊哑了。战斗一结束，他一倒下去就睡着了，能睡几十个时不醒。他那时大概三十六七岁，爱人很年轻，19岁，是个漂亮的山东农村姑娘。他后来继续得到重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职务干到大军区的副政委。

    二号（曾宪辉），二号本应是政委，但政委被一号兼了，就把二号这个称呼给了第二司令员曾宪辉。曾司令员是江西老红军，那时候40岁的样子，说一口地道的赣南话。字写得漂亮，爱用毛笔起草电报稿。可能时候读过私塾，练过毛笔字。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勤恳恳，资格很老，听说抗战时期就是师级干部了，多少年没得提拔，他仍然努力工作，尊重年轻的领导。他的举止风度象个私塾老先生，慈祥，随和，待人亲切。六十年代时，我曾在中央大报上看见过赞扬他的文章：他那时担任省检察长，被评为模范党员。后来又担任了省人大副主任。

    三号（张绍武），副司令员，老红军，四川人，就是那位想玩麻将被我们几个兵“刮胡子”的人，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很能做群众工作，语言生动活泼，深受群众欢迎。资格也很老，抗战时期就是团长。不久他就升调到云南担任分区司令员去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四号（段思英），副政委，陕西人，陕北红军。那时他还年轻，只有0挂零，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他很爱看书学习，平时不苟言笑，谈话言简意赅，工作作风周密而细致。他的感情轻易不外露，但被我看到过一次：那天，我在他的房间里翻书，他在一旁把音量调得很地听收音机。忽然，他惊叫一声：“哎呀，弼时同志逝世了！”这天，他一直不大高兴，一天都闷闷不乐。可能他和任弼时同志在历史上有过亲密的工作关系。好奇的我很想打探一下，可是看着他那皱着眉头的样子，我没敢问。他是1961年晋升的少将，后来担任了大军区的副政委。

    五号，参谋长，暂缺。

    六号，副参谋长，山西人，有很高的文化（不清楚是大学还是高中），司令部大大的事情都是由他统管的。他和我们接触最多，常和我们几个机要员在一起讲讲故事c开开玩笑，还会拍拍这个人的肩膀c摸摸那个人的头，十分随和。他起草的电报最多，字却写得最潦草，又不是规范的行草，很难辨认。机要员们遇到看不懂的字，感到很为难，又不好意思老去麻烦首长；我比较能猜字，看笔的走向，对照上下文，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他们就常常叫我去帮他们猜。其实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如果猜错了关键的字，那是要闯大祸的。我那时候年轻懵懂，胆子大，敢胡乱猜。幸好干了两年没闯过大祸。六号性格直爽，感情奔放，说话风趣幽默，有很多士兵的语言。有一次他对着同志们嚷嚷：“我老婆又给我生了个‘没把的’（指女婴）！”他的老伴当即斥责他：“你又在埋汰我！”他一直是笑嘻嘻的，其实并无恶意。一般人都以为他是工农干部，根本想不到他是个大知识分子，还是个大地主家的大少爷。后来他担任了省军区的副司令员。

    七号（张治安），政治部主任，山东人，大地主家庭出身，中学文化。中等个儿，很胖，满面红光。他作报告时，中气十足，声如洪钟，或绘声绘色，或风趣幽默，或大声疾呼，或锋芒毕露，总能把听众吸引得全神贯注c惊喜交加。赵股长曾这样告诉我们：“七号在我们家乡那边可有名啦！人们都这样说他：‘家的大少爷，中学生，打仗特勇敢！’别看他那么胖，打起仗来就是敢带头冲锋陷阵，‘咚咚’地往敌人的战壕里跳，和敌人刺刀见红！”我和他接触不多，因为政治部另有电台，但我听过他作大报告，具有很强的气场！在我离开镇远分区前，他晋升为4号（分区副政委）。六十年代，我曾在《解放军报》上看见过他的名字，那时他是铁道兵的大校。

    八号，政治部副主任，暂缺。

    从我接触过的这些领导干部来看，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一般都比较爱学习，字写得很认真，文句通顺，性格温和，举止文雅，注意形象，外貌更像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往往写字随便，潦草难认，性格豪放，言语c举止带点行伍习气，外貌反而更像工农干部。这是不是受了当时提倡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影响？

    我还接触过一次地方的首长。那次，省军区转发了中央的一份电报，经我译出后交给六号看。因其内容牵涉到地方，六号批了：“转给地委吴书记（吴肃）看”。赵股长当即派我送去。

    地委离军分区不远，我带着电报，步行来到地委门口，和门房打了个招呼：“我是军分区的，有公事要见吴书记。”那时的门卫似乎很松，也许是因为我穿着军装的缘故，也不通报一声，就朝厅堂西侧的前房窗口一指：“吴书记在那里办公，你去吧。”我走进厅堂，走到房门口，看见一个个子不高c身材较瘦的中年人坐在办公桌前批文件，我喊了一声：“报告。”他转过脸来看了看我，说：“请进。”我走进去，向他敬了个礼，说：“我是军分区机要股的，请问您是地委吴书记吗？”他说：“是的。”我说：“有份电报，事关地委c专署，要请吴书记过目。”他微笑着站起来，招呼我坐下。我把电报拿出来，呈交给他，并说：“您如果要记录，请打乱电文的顺序。这是我们的保密规定，怕万一被敌人得到了，会套出我们的密码。”他“哦哦”地不断点头，接过电报，坐下来仔细阅读，随后又拿出本子摘抄。他果然按我说的，摘抄时前后顺序颠倒。抄完后他把电报还给我，说了声：“辛苦您了。”听口音，是山东人。原来山东人也不都是彪形大汉。我向他敬了个礼，转身离开。他却站起来送我，走出房门，一直送到大门外才挥手说“再见”。对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兵，居然如此客气，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啊！

    十几年后，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过他的名字，那时他已经是省高官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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