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土匪闹得挺凶，这也与解放军执行的政策有关。解放军在剿匪中抓到俘虏后，按照解放战争中的惯例，经短期教育后释放。土匪中的一些顽固分子c极恶分子被释放后，大开杀戒，大肆屠杀支持过解放军的善良农民，甚至屠杀其全家！叫嚷着：“谁再敢勾结共军，这就是下场！”以至于在贵州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放军讲宽大。”

    听说湖南那边四野的同志们又走了另一个极端：排长就有权枪毙抓到的土匪。于是，在湘黔边界活动的土匪也搞“区别对待”（因为那些土匪大多是政治土匪，其首领往往是流散或叛逃的国民党军官，懂得一些斗争策略），抓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四野的军服颜色），格杀勿论；抓到穿黄军装的解放军（二野的军服颜色），剥光衣服释放。

    解放军便调整政策，二野和四野的剿匪政策统一起来，抓到俘虏后由师c团级的保卫部门认真审查，对罪恶累累的匪首c惯匪坚决镇压，由当地人民政府主持，开公审大会，张贴布告，押赴刑场枪决，以震慑匪徒c振奋民心。对一般匪众则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有的放到劳改队去劳动改造；有的留下家庭地址后教育释放，并随时了解其回家后的表现；匪众中有的是苦大仇深的穷汉子，被匪首胁迫当土匪，经我军教育后，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地表示要跟共产党走，和匪首势不两立！我军便大胆起用，给他们发枪支弹药，让他们回去组织农会，组织民兵队，建立村与村之间的联防，听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指挥，配合解放军发动群众c打土匪。他们地熟人熟，知道土匪的内情，和广大贫苦农民关系密切，成为解放军剿匪反霸的得力助手。昨天是土匪，今天是农会主席c民兵队长，解放军就是敢于把枪杆子交给过去的敌人c现在的朋友。

    在贵州乡间还有一景：你到镇上去走走看看，当街时满街是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男性：挑担的，提篮的，背背篓的，卖东西的，买东西的摇来晃去，似乎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人，到处都有土匪嫌疑人，给人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既没当过国民党兵，更没当过土匪。国民党的军服是从哪里弄来的？有亲戚朋友给的，有儿子孝敬的，有低价从国民党败兵手中买的，有拿吃的换来的，有在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捡的，有的甚至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记得去年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江西，江西街上穿国民党军服的人立即绝迹。在解放后的城镇大街上穿国民党军服，那是一种耻辱，谁也不愿“丢”这个“人”。可为什么贵州人就没这个顾虑呢？我想，大概是因为穷，缺衣少食，有现成的衣服为什么不穿？反正法不责众，大家都穿也就无所谓了。看来贵州三怪中还要加一怪：老百姓穿衣国民党的军装代。

    风云突起，情报传来，土匪今晚要攻打我镇远军分区和专署所在地。此时，城内兵力薄弱，大部队都派下去剿匪去了。情况紧急，分区机关总动员，机关人员也拿起了长枪，准备了手榴弹，严阵以待！可是干等了一个晚上，没有一点儿动静。

    早饭时，值星员吹了一声哨子后，宣布：“师参加抗美援朝，路过我防区。除因工作需要的人员外，其他的人早饭后听哨音在大门外集合，由管理员带队前往城外欢送。”这一下子全明白了，真是碰得巧：土匪打算攻城时，一个师的部队刚好过境，土匪还敢动？

    站在路边欢送时，我看到该师的装备并不强，步枪居多，冲锋枪c机枪较少，炮也不多。这支部队原属一野，一野活动的区域是大西北，条件比我们二野还要艰苦。但他们部队历史悠久，战斗力强，在贵州剿匪时打得很好；可是用这样的装备去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较量，能行吗？我有点担心。后来又想到，也许会改装后再入朝吧，听说我们向苏联买了不少苏式武器。

    接受这次教训：不能固守城池，要主动出击，寻找土匪主力，抓住他们，围歼他们，捣毁他们的巢穴。军分区派出部队，分头出击。组成前线指挥所，二号和四号首长带一部电台个武装班，亲临前线指挥。我被派到前线指挥所任译电员。

    二号首长（曾宪辉）是镇远军分区第二司令员。他原是镇远军分区司令员，和野战师合并后，改任第二司令员。因为一号兼政委，大家就叫他二号。二号是江西赣南人，很老的资格，早年就跟着闹革命，离家乡十几年了，还是说一口赣南方言，连我这个江西东部人听起来都感到有点吃力，别说那些北方人了。听他的报告，大家凭着组织纪律性坐在下面安安静静地听，其实听不进去多少。但他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凭着他的老资格c为人正派c处事冷静c遇变不惊c团结同志c爱护下级等等，大家都佩服他，服从他的领导。

    司令部一位姓靳的报务主任讲过二号的一个生活故事（有意思的是，60多年后会在上遇到靳主任的女儿，得知靳主任伉俪健在，生活幸福。他女儿亲切地管我叫叔叔。）：二号的爱人是河南人，比他年轻得多，人长得也蛮不错。二号进军贵州组建军分区时，他爱人留在河南工作，后来才调来贵州。那天，他爱人从河南远道而来，有人去向二号报告：“首长，您爱人来了。”二号正在看文件c处理公务，他像没听见似的，头也不抬，继续处理公务。直到事情办完了，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慢悠悠地向宿舍走去。报务主任对他的评价是：“二号首长的涵养深着呢！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把他炼得炉火纯青了。”现代人对他的评价可能会说他“不近人情”，甚至会说他是“作秀”。在那个年代，人们却是钦佩那种不苟儿女私情心干革命的人。

    四号首长（段思英）比二号年轻些，资历也不浅，是陕北红军，有文化（具体是什么学校毕业，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喜欢看书学习，到前线指挥所去指挥作战还带去不少的书刊），处理问题冷静c细致。不久，他就离开了镇远军分区，升任邻近的铜仁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我们来到一个镇。所谓“镇”，就是公路两旁有几家店，几十户人家，这在我们江西只能算是个村庄。这个镇是区政府所在地，我们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区政府里。区政府在镇旁的一座山的山腰上，沿石级而上，转一个弯，再沿石级而上，才是区政府的两层楼楼房。楼房呈凹形，楼上的厅堂放置电台，住进报务员和摇机班（电台在无电地区工作，需要自带手摇发电机发电，所以要设揺机班，其任务是在报务员的指挥下时摇时停地摇机发电）；楼上东側两间厢房，一间二号住，一间四号住；楼上西侧两间厢房，一间我住，一间二号和四号的两个警卫员住。楼下正中无房，是座石山；两侧有厢房，东侧堆杂物；西侧两间房，一大一，大房打地铺，住警卫连的一个班；房住区长和一名工作员——他俩就是区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所有各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各人的工作场所，二号c四号首长也不例外。区政府门前东側修了个大碉堡。

    区里的工作员告诉我：“我们本来天天住在碉堡里。你们来了，我们敢住到房间里了。”工作员是个青年，也是江西老俵，江西解放后他在江西参加了一所地方政府办的干部学校，后随干校步行至贵州，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区里当工作员。他的情况和我相仿，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区长是北方来的老干部，年纪不了，大约40来岁（那个年代，这把年纪的干部就被人看成是老头子了），进进出出挎一支驳壳枪，看来是个长年在危险环境中闯荡惯了的人。他看见我们进驻，眉开眼笑地表示欢迎。他可能是个老群众工作者，在屋里坐不住，每天吃罢早饭就出去了，留下工作员一人看家。

    那天，我和工作员站在区政府门前的场子上听二号讲故事。二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讲他当年在江西苏区扩红的故事：他曾经长期做民运工作，招收过许多青年参加红军和八路军。当他讲到他是哪年参加红军时，我插了一句嘴：“好家伙，这么老的资格，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工作员就瞪了我一眼。过后我问他：“你刚才为什么向我瞪眼？”他说：“有你那样说话的吗？‘好家伙’，首长是‘家伙’吗？”我说：“我是学说北方话，又对北方话的意思理解得不透，可能用词不当。”他严肃地警告我：“下次要注意！”可见当时的青年对革命老前辈是打从心眼儿里尊敬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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