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北方同志对面食的特殊兴趣

    到达镇远军分区后，我们被分配在军分区司令部机要股译电组，改归机要股领导。

    镇远军分区是由一个野战师和军分区合拼组成的，军分区司令员也就是师长，原军分区司令员改任第二司令员。所辖三个团中有一个团留在贵阳市警卫省会，只有两个团镇守全专区十几个县百多个乡镇，显得兵力不足。“物以稀为贵”，匪患猖獗时期军队最“为贵”，各县的县委c县政府都真诚地恳请军队干部来兼任领导，以便能够多调一些兵在本地区镇守c帮本地区剿匪。譬如该军分区（师）辖下的一个团的团政委就兼了八个县的县高官，地方干部们恨不得把部队领导大卸八块，以便能分一块过来作为本地区的保护神。那时候部队的威望之高可想而知。

    镇远军分区司令部的伙食我觉得比军区司令部好，主要是发糕吃得少了。一日三餐，两干一稀，早晨是稀饭c发糕，中午c晚餐吃米饭。这很对我们几个南方青年的胃口。菜仍然是以素为主，但每月会吃几次馒头（在我们南方人看来，吃馒头不算加餐，北方同志却把吃馒头看成是一件盛事），吃一餐饺子，吃一次红烧肉。

    北方同志对面食的偏爱令我惊奇。直工科有位特派员（那时候的特派员已不是红军时期那种掌握生杀大权的特派员了，而是在分区直属政治工作科搞保卫工作，一般配连级干部，和其他科室的参谋处于同等地位），年纪比较大（也就0几岁，但在我们这些青年眼里，他已经蛮老了），身体比较瘦弱。我发现他有个奇怪的举动：每日中午必然从分区司令部门外的烧饼摊子上买一个烧饼，坐在直工科门前的石台阶上用烧饼下米饭——咬一口烧饼，扒几口米饭，吃得津津有味（分区司令部没有食堂，开饭时各科室端着菜盆子各自找地方蹲着吃）。我实在想不通：干烧饼下干米饭，有什么味道？有个北方同志还羡慕地对我说：“特派员有钱啊，天天吃烧饼。”“他哪来的钱？”我问。“他是残废军人，有残废金。”那时候有几个残废金就算是有钱的人了。

    一天，特派员正坐在台阶上照惯例津津有味地吃烧饼下米饭，忽然六号首长（军分区副参谋长）走过。他随意地说了一句：“哟，你特殊嘛，有烧饼吃。”边说边走，不等特派员答话，他就走过去了。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看见过特派员吃烧饼了。用自己的残废金买个烧饼吃能有什么错？首长无心的一句话，他硬是彻底改了。那时候的干部真老实啊！

    每逢吃馒头的时候，北方同志那真是“一片欢腾”。那馒头也确实做得好，又大又白又松软，估计有二两多一个。抬出一大箩筐往场中央一放，香喷喷c热腾腾，特别是北方同志，堆上满满一碗，蹲下来大口大口地咬，大块大块地吞，几乎就不要什么菜了。管饱，大量供应，让你敞开肚皮吃。吃的人也自觉，就在现场放开肚皮装，没发现有人偷着带几个回去的。

    有个北方来的青年同志对我说：“我有胃病，常会吐酸水。”我问：“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有胃病呢？”他说：“撑的。吃馒头时，我死命撑。有一次，一餐吃了16个馒头。”“哇，你不要命了？”他笑着说：“忍不住啊！”

    吃饺子那天，那更是热闹得象过节一般。各科室派人去领面粉，按人头计，一人一斤面粉。面粉领来，挑一张最平滑的办公桌擦洗干净，由科室里一位公认的高手和面粉c擀皮子。面粉要和得软硬适当，带有韧性；皮子要擀得四周薄，中间稍厚。其他的次高手则包饺子，要把饺子包得只只十分饱满，而又不破不漏。我们几个南方子要动手学包，被他们喝令制止：“一边儿去！你们就等着吃吧，不要你们插手。”为什么？因为面粉是定量的，一人一斤；而饺子馅是不定量的，任你包，你有本事尽你演，能包进去多少就让你包进去多少，馅包完了还可以到厨房去领。但受面粉定量的制约，用馅总还是有个限度吧。为了能尽可能多地享用美味的饺子馅，这些北方来的高手们便严禁我们这些南方的外行插手。

    包好后，端到大厨房去下饺子。这天，大厨房的炊事员自然地大休息，只要站在锅边看热闹。各科室的高手们排队等着下饺子：自己烧火，自己下，自己浇冷水烧“三开”（水开三次，保证饺子馅里的肉熟）。围观的人便在一旁评论：科室的饺子包得好，馅多，饱满，一个破的都没有，真行！如果有哪个科室的饺子包得不好，破了几个，就会引起一阵哄笑：“哈哈，喝饺子汤啰！”“饺子汤有营养啊！”所以每次包饺子不仅是为了多吃馅头c吃得好（馅头也确实好，青菜猪肉馅，青菜少，猪肉多），还是科室的一种荣誉，包得不好就要在大庭广众中丢人现眼。

    在住的方面，那时候部队还没有营房，军分区司令部也是住在一座比较宽大的砖木结构的民房里。机构多，人多，住不下，译电组的住房也是人满为患，便把我们新来的个人分到附近的民房里去住。

    我们三个人在一座吊脚楼里办公，居民住楼下，我们在楼上。靠窗口摆上一张借来的八仙桌，窗外便是一条大河，可以在明亮的光线下翻译电报；累了可以远眺大山c近看大河。河上船来船往，岸边有妇女在洗衣服，有男人在洗澡，还有人在用捞鱼。一张大提起来，内鱼儿蹦跳，银光闪闪。节日里更是热闹，划龙船，捉鸭子，河边观众万头攒动。我们觉得这地方挺好：水色山光，风景如画，民风民俗颇具特色。住房则在街对面向老乡借了一间房，三人同住，和群众杂居。老房子，房间很暗，白天也要开灯才能看得见。好在白天我们在对面办公，只是晚上来住一下。

    机要股的正副两位股长接见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要做的工作以及一些应注意的事项。同时向我们说明，不住在司令部而住在外面的民房里，是因为司令部实在住不下了。困难是暂时的，以后会搬进来的。

    大概是部队通过地方政府向房东打了招呼：说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军事保密禁地，不能入内，所以房东家的人从来不上楼来。我们下楼时房东家的人都会向我们热情地打招呼。贵州的老百姓还是蛮好的。

    我们三人住在老百姓的黑屋子里，房间不通风，天热得难受，看着冬季发的被子讨厌。有人便提议：把被子里的棉花拆掉，只盖被套子，反正到深秋时会发新被子。三人都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立即动手，把棉被拆开来，把棉花扔进了垃圾箱。雪白的棉花很显眼，一会儿就被人给捡走了。吃惯了“大锅饭”的我们，对区区几斤棉花毫不可惜，反正以后有得发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谁知贵州的天气和江西不一样。江西的夏天，热起来就一直热，早也热，晚也热，半夜还是热，中午那就更热。贵州呢？白天热，晚上就凉了，半夜时分竟然会象深秋似的，寒气彻骨。记得当年在学校上《地理》课时老师讲过这样的民谚：“早穿皮袄午穿纱，捧着火炉吃西瓜。”说的是新疆。没想到贵州的早晚温差也这么大，冻得我们三个“老俵”两腿抽筋，疼得半夜里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不敢跟领导讲，讲了怕挨批评：谁叫你们把公家的棉花随便丢掉？只好每天晚上咬牙挨冻。挨了一个夏天的冻，经历了几十个难以安眠之夜，直到深秋季节新棉被发下来，才睡了一个安稳的c温暖的觉。幸亏那时候年轻，身体好，火气旺，居然都没生病。不知他们两人后来怎样（他们两人后来都抽调出去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反正我还是因此而留下了点后遗症：一个腿静脉曲张，青筋稍为暴起。这就是因为少离家不懂事，自己给自己找来的毛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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