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终于当了一回“连级干部”

    为什么不能让人家叫“连级干部”呢？在那个年代，部队里虽然提倡官兵平等，但差别还是存在的，不可能绝对平等c绝对平均。部队里“绝对平均主义”也曾一度盛行。听老同志说，1947年“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时，战士们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要求和干部绝对平等。士兵要站岗放哨，干部也要站岗放哨。一些出身地富家庭的高级干部被罚在大门口站岗，士兵委员会主席（战士）进出大门时，站岗的高级干部要向他敬礼。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首长被抄家，连陈赓将军（当时是兵力最雄厚的一个独立纵队的司令员）的住处都被士兵委员会抄查了，因为陈赓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种做法，有点像0年后的“文革”。后来中央纠正了这些偏差。到我参军时，部队的秩序已经井然，也允许存在一些必要的差别。譬如说，背背包，这是人们的烦心事之一。背着它，日行100余里，连打仗都要背着它冲锋，太累人了，太碍事了，巴不得能把它卸掉。但是卸不得呀，卸掉了晚上盖什么？睡觉时受凉了怎么行军c打仗？可是连c营级干部就可以不背背包，大队有一辆马拉大车，全大队的连c营级干部的背包都可以放在马车上，到宿营地后再去领回来使用。他们在行军中可以背上空空如也，甩着两只手行军，好不自在！排级属于干部阶层，却还得自己背背包。所以有的排级干部会在心里暗暗较劲儿：好好干，把背上这个背包给甩掉！——把它当作是某一个阶段的人生价值去追求。行军时，学员中如果有谁被人把背包给“互助”过去了，有时就会被人讥笑为“连级干部”：“嗬，不简单嘛，提拔了，当上连级干部了！”听的人会羞愧得满脸通红。所以我坚决不当“连级干部”。

    上到师c团这两级又有新的差别：师c团干部配备马，马背上有马搭子，日用品可以放在马搭子里，行军时可以骑在高头大马上，既省力，又神气。那时候，谁要是骑着马从行军队伍旁走过，人们就会向他行注目礼，并悄悄议论：这位首长是谁谁谁，担任什么什么职务语气中充满了崇敬与羡慕。也有一些调皮的老兵给他们起了一个不大尊敬的称呼：四条腿的。“喂，快看，来了一个四条腿的。”把人和马给混同了。其实这些领导同志很少骑马，一般是空着两只手步行，马上骑的往往是病号c伤员。军以上领导干部则配吉普车。只要看见吉普车开过来了，那就是大首长来了。

    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位老资格的师级干部，行军中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突然，“嘎”的一声，一辆吉普车在他身旁停下。车门打开，下来一位军级干部。这位军级干部年纪比他轻，资历比他浅，当年曾是他的下级。部队里是很讲究资历的，你当了再大的官，见了当年的老领导，也得表示点尊敬之情。军级干部对师级干部说：“老首长辛苦了，怎么不骑马呢？”老师级干部回答说：“你坐车辛苦啊！”军级干部被他讥讽得脸上发烧，尴尬地搭讪几句后，钻进吉普车一溜烟地跑了。其实老资格师级干部是个老实人，确实毫无讥讽之意。因为他晕车，一坐汽车就难受；将心比心，将己比人，他的确认为坐汽车是很辛苦的。

    团以上干部（含团）还配备警卫员。警卫员的典型装备是：腰围牛皮子弹带，斜挎一支驳壳枪，再背上一支卡宾枪，天天不远不近地跟在首长后面，走哪跟哪，片刻不离。平时警卫首长，战时保护首长。这就是那个时代各级干部之间的待遇差别。还有伙食上也有些差别，以后再作介绍。

    果然如安副指导员所言，我在行军的第四天后就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化了，疲劳感日渐减轻，腿脚变得健壮有力，一天100多里走下来，到宿营地还能担当一些勤务。但是另一种伤病又在折磨着我们这些还缺少锻炼的学生兵，那就是脚上打泡，打水泡，打血泡，打泡连泡的连环炮（泡）。别看脚上的泡不起眼儿，走一步，疼一下，一天走多少万步，就要疼多少万下，铁打的汉子也会被它折磨得愁眉苦脸。解放军里的配备还真是无微不至，拿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人性化”。到宿营地后，忙完必要的吃住大事，钻进被窝时，卫生员就会背着药箱主动上门，用尖亮的声音喊着：“谁有泡？”“我这里缴获了两门（炮）。”有人高声应答。于是卫生员就会走过来，在豆大的油灯下把人家的臭脚丫子放在自己的鼻尖下轻手轻脚地挑泡，用马尾引流，再涂上碘酒。那玩意儿挺刺激的，“哎哟”一声之后，第二天行军就舒坦多了。

    卫生员（当卫生员的一般年纪都比较）行军中和大家一样，背背包，背米袋，一样不少，还要加背药箱。行军中和大家一样走，一步不少；宿营后却要“走家串户”地上门服务，是辛苦的无名英雄。

    还有更辛苦的，那就是炊事员。他们一般年纪比较大，但身强力壮，挑着大锅行军（那种特大的平底熟铁锅，大得可以当澡盆用。因为只要是比较集中地宿营时，就会全中队在一起吃饭，由炊事班集中做饭），那更是辛苦！

    班里的老大哥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班里人人脚上都打过泡，唯有我的脚上一无所获，从来没缴获过一门炮（泡）。他们大感惊异，端起我的脚来察看，还在行军中看我怎么迈步，问我有什么窍门？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得意地笑。从江西步行到贵州，千里长途跋涉，我的两只脚从来没有打过泡。大家都说是奇迹，甚至说我有特异功能。许多年后，我才悟出了一点道理：我那时年少，还处于长身体阶段。为了预留脚往大里长的分寸，发胶鞋时我总是挑稍微大一点的。长途行军中，不断地走路，全身的血液往下流，造成腿脚肿胀，鞋就相对变了，就把脚磨起了泡。我的鞋子尺码留了点余地，就刚好把腿脚的肿胀部分给容纳下来了。不知道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可惜已是时过境迁，要是当年能向老大哥们提出这么一个的建议就好了！

    我不愿当“连级干部”，可还是当了一回。那天，雨后初晴。天上，阳光灿烂；地下，路烂难行。我在队伍中艰难地行走着，一步一滑，两只鞋沾满了泥浆。走得正艰难的时候，忽然，我的背上一轻松，回头一看，背包掉在了泥浆里，它还顺坡打了个滚，被泥浆弄得一塌糊涂！原来是背包带突然断了。我不觉下意识地大笑起来，边笑边把背包提起来。天呀，这怎么背呢？背上它就会弄得一身泥污巴浆。正当我为难之际，背后响起了鹿中队长的声音：“把它放到大车上去！”我一回头，中队长一脸严肃，皱着眉，神情冷冷的。我当即把背包放在大车上，空手行军。心里却在想：鹿中队长好象很不高兴，为什么？我突然醒悟过来：我有故意弄断背包带之嫌。即使不是故意的，此风也不可长。如果大家都找这样的窍门来减轻负担，岂不是要败坏军风？在基层带兵的人最讲究带兵知人c知人知心，他要关注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他要预测士兵心海中的波澜，尤其是我在背包滚入泥泞的时候，不是感到犯错，而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这更引起了鹿中队长的反感。这么一想，我感到事态严重；为了将功补过，我就去夺老大哥们的步枪c米袋；可是他们谁都不肯松手。这也难怪，让班里最的战士互助？谁也丢不起这个“人”。于是，我只好两手空空的当起了“连级干部”，一直当到宿营地，才从大车上把背包领了回来。经过一天的曝晒，背包上的泥浆早就干了，搓搓刷刷，就可以铺c盖了。晚上，我在班务会上作了检讨。没人批评我，鹿中队长也没再提起此事；我却把这事作为一次深刻的教训，马上弄来一副结实的背包带。这种事儿不能闹第二次了，再闹一次就说不清楚了。

    我还做过一次“亏心事”。行军十几天后，休息一天。这天，天气晴朗，太阳当头照，暖洋洋的。我自然要洗洗衣服啰，就向一家农户借搓衣板。那是一位40几岁的农妇，她毫不犹豫地交给我一块搓衣板，杂木的，挺沉，挺扎实，还很新，是一块挺不错的搓衣板。我蹲在河边一面搓衣服，一面听鸟唱歌；风和日丽，水清如镜，手脚麻利，心情愉快。我在心里默默念叨：妈妈，我长大成人了，我会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了

    洗完衣服，拿回驻地晒上，下午就干了。我把干净衣服折叠好，放进包袱皮里。

    第二天一大早，一身干干净净的，打起背包就上路。一路上，欢声笑语，歌声不断猛然间，我想起来了：我洗完衣服拧干后放在脸盆里，端起脸盆起身就走，把搓衣板忘在河边了！而这时，已经走出了好几十里，不可能再走回去寻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群众东西要还，损失东西要赔。我借了群众的东西没还，群众会怎么看我们解放军呢？可是这事儿又无法弥补。咳，我这个丢三落四的毛病，从如此，零碎的不知丢失过多少！时候的毛病，长大了还是改不了。我痛恨自己，心中慌乱不已。我分析了几种可能：一种是那位老乡来到河边发现自家的搓衣板：“哟，这个不负责任的兵，有借无还。”一种是被邻居看到了，认识是她家的东西，捡起来，送还给她。还有一种是被旁人捡到，藏到家里去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破坏了群众纪律，而且没法弥补。对这个错误，我应该在班务会上作检讨。不过，我不说，谁又能知道？说？还是不说？我犹豫着，思想上反复斗争最后还是决定不说，瞒！这一瞒，就瞒了一辈子。可是那块搓衣板却常常在我的眼前晃悠，每每想起这个事儿就觉得“亏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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